2021年12月，来自浙江嘉兴的朱小悦顺利完成有关啮齿类动物决策神经机制的博士论文答辩考核，成为上海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博士项目的首位毕业生。该项目由上纽大与纽约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联合培养。
2016年，朱小悦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神经科学专业毕业，加入了上纽大。在采访中，她回顾了在上纽大求学的五年时光，讲述了自己从“实验室小白”成长为专业研究者的读博经历。
当初为什么选择上纽大博士项目？
我一直对人类智慧和高级认知的本质十分感兴趣，本科一开始也选择了心理学和哲学专业，后来转到神经科学专业，想以更加实证的方式继续探索大脑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大学毕业时，我觉得⾃⼰对于⼤脑的了解还是太少，像是刚琢磨出一点味道，就要结束了，让人意犹未尽。特别是对于决策这一高级认知过程，我还想更进一步探索。
我很幸运能遇到我的博导Jeffrey Erlich教授，他主张以量化方法研究啮⻮类动物的高级认知行为，与我想要尝试的研究方向高度匹配。同时，无论是在纽约还是上海，上纽大博士项目所能提供的开放、多元、包容的学习氛围，都深深吸引着我。项目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也能给我的研究学习带来很大支持。所以，我就选择来上纽大读博了。
在上纽大读博是怎样的体验？
刚加入实验室时，我是个数学加编程“小白”，虽然有神经科学领域的学习背景，但复杂的实验室系统还是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还好纽约大学和上纽大开设了“数学工具”（Math Tools）、“贝叶斯建模”（Bayesian Modeling）、“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和“决策过程的神经生物学”（Neurobiology of Decision-making）等课程，我对数据分析的热情也被充分发掘，这都为我后来的研究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依托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脑与认知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朱小悦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实验
我们研究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很友善，大家互相支持、不计回报。我在任何时候请教导师任何问题，哪怕只是因为写不出一行代码，他都有求必应，及时、耐心地为我答疑解惑。他还帮我找到了研究兴趣并最终确立了研究方向。实验室的研究生同学和博士后总会在彼此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团队里覆盖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多元学术背景营造出开放、协作的研究环境，这对我的研究大有裨益。
实验室的小伙伴在朱小悦离开上海前送的礼物
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应对的？
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读博第三年，我不得不转变研究方向。在此之前，我已投入了一年时间训练大鼠学习一项赌博任务，在任务中它们需要结合感知和价值信息做出决策。然而训练动物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比较复杂，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放弃这项实验并做一些更实际的项目，才是当时的明智之举。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从事科研的困难之处，以及努力并不一定能带来成功。
我的导师和论文委员会的教授都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帮我度过了那段艰难时期。他们让我明白，有时候适时放弃⼀个项⽬并把精⼒放在更有可能出成果的项⽬上，才是读博漫漫征程里的正确做法。我也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与其浪费时间为已经无法挽回的沉没成本患得患失，不如想想自己将因此失去的机会成本。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毕业论文吗？
我的研究是基于博士生Joshua Möller-Mara和博士后Sylvain Dubroqua设计研发的风险选择任务，探究鼠类动物如何在已知风险下做选择。在任务中，动物要在无风险的小额奖励和大额但有风险的“彩票”中做出选择，后者意味着可能获得高额奖赏，也可能一无所获。得益于实验室设计并搭建的高通量行为训练系统，我们收集了数以百万计的决策数据，使我能够从种群层面上评估这一物种的风险偏好以及其他行为倾向。
通过比较各种贝叶斯模型，我发现一组包含非理性倾向的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小鼠和大鼠的行为，而人类（数据来自博士后Evgeniya Lukinova）则大多数是理性决策者。这是小鼠的风险偏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量化，为严谨探索风险决策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提供了坚实基础，也对赌博成瘾、物质滥用，以及其他异常决策行为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我还研究了额叶定向场（FOF）和后顶叶皮层（PPC）对大鼠风险决策的因果影响。在过往研究中，这两个脑区的活动被证实对人类、猕猴、大鼠的风险决策十分重要。我发现，抑制FOF会对风险决策产生因果影响，而抑制PPC则对此没有影响。这些结果对于未来学界进一步探索这两个脑区的功能具有重大意义。
| 友情 | |
|---|---|
| 招办 | |
| 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