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正式成为二战战时盟国80周年之际，上海纽约大学于12月8日晚举办了一场题为“八十年后再回顾：二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同盟关系”的论坛。当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拉纳·米特 (Rana Mitter) ，耶鲁大学Elihu历史与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美国驻上海前总领事季瑞达 (Kenneth Jarrett)，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以及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陈兼等享誉全球的专家与学者汇集一堂，从历史的视角就二战奠定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拓展中美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
此次论坛由上海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历史·经济·文化联合研究中心主办，康奈尔大学上海校友会协办，上海纽约大学教务长、纽约大学历史学Julius Silver讲席教授衞周安 (Joanna Waley-Cohen) 主持，吸引了近200名线上参与者聆听、回顾并反思这段几近被忘却的历史。
章百家教授首先发言，通过比较战时国、共、美三方的政策演变，回顾了中美双方在二战中结盟的曲折道路。章教授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于美国的认知经历了由“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到“反战国家”的重大转变，并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美国。而随着中国抗战的坚持以及1939年欧战爆发后国际大局的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也因日本扩张的不断升级而从消极转为积极，罗斯福总统更是宣布：“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抵抗日本的侵略是国、共、美的共同目标，”章教授说，“然而三方政策的深层矛盾也决定了中美结盟之后的合作道路充满坎坷。” 但毋庸置疑的是，中美同盟在最终击败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并永远值得纪念的一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
拉纳·米特教授则着眼于中、美公众对于二战的不同记忆，从中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卓越贡献如何逐渐为世界所认识的角度展开讨论。米特教授指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顽强抵抗是二次大战中一段伟大、却在西方国家鲜为人知甚至一度被忘却的历史。在美国流行文化中，二战题材的作品屡见不鲜，但中国却很少被提及，因此美国民众与中国大众心中的二战记忆有着显著差异。不过，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愈发重视中国在二战中所作贡献的研究。国际学界也正逐渐发掘和研究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开始认可其在二战历史中的突出地位。谈及二战，英国人总会想起伦敦大轰炸，美国人会想起珍珠港，但在如今国际关系持续动荡的时期，米特教授认为，无论哪个国家，最重要的记忆都应该是二战中世界各国通力合作从而战胜法西斯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
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拉纳·米特 (Rana Mitter)
文安立教授认为，某种意义上，当今世界与二战形成时期处于相似的历史背景之下。1930年代，世界面临的是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扩张侵略，这一全世界面临的“存在性危机” 使得有着极为不同特质的国家成为战时合作的盟友。今天，世界再一次面临着诸如新冠、气候变化这样世界性的“存在性危机”。这不单是对某一个国家带来的挑战，而是对全人类生存问题的重大考验。通过借鉴中美战时同盟合作的历史，文安立教授指出，当下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最应特别重视三个方面：政策必须切合实际并与时俱进；在国际、国内问题的处理上要分清主次；要摒弃只关注眼前的思维方式，树立针对大局的长远目标。“中美之间的合作不必全面彻底，但必须要在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上合作。” 文安立教授表示。抗日战争时期，尽管中共、国民党、美国之间存在种种矛盾分歧，但反法西斯、抗击日本侵略被各方当成首要任务。这是当下人们尤其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
耶鲁大学Elihu历史与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
牛军教授围绕着抗日战争时期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介绍了中共中央在1944年至1945年间执行的积极联美的方针，同时讨论了中共在二战期间对美国看法的变化过程。牛教授说， 1941年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总统派遣居里作为他的特使访华，明确表达了反对国共内战、希望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后，中共改变了原先的对美政策，转而将美国视为可以合作抗日的盟友，同时也是可以约束蒋介石国民政府反共行为的力量。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为同盟，至1944年罗斯福批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中共和美国形成了积极的合作关系，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拟定了“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标题。而到1945年，由于国共关系紧张以及美国决策者采取偏袒国民党一方的态度，中共开始重提“来自美国的威胁”。然而，抗战期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合作虽然短暂，却仍给二十多年后中美关系的解冻播下了种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
陈兼教授讲述了美国卡尔森上校和陈纳德将军与中国二战的不解之缘的故事。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卡尔森遍访中共敌后根据地，向美国人传播了中国坚持抗日的信息；陈纳德则组织了“飞虎队”，并实际参与了对日空战。陈教授着重强调了中美战时同盟对于现存世界体系塑造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存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除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及实践外，还有着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内涵，这在一战后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以及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于1941年8月联合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都有鲜明体现。中美两国不仅是战时盟友，更同为联合国的创立者，这一关系的底蕴是不可磨灭的。它为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埋下深远的伏笔，也在《上海公报》的一系列相应表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也许，《上海公报》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它既阐明了中美双方的一系列分歧，又强调了双方在国际规范和规则层面的诸多共识，这证明，中美两国要做到“和而不同”是完全可能的。
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
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美国驻上海前总领事季瑞达则指出， “的确，如今中美关系、国际局面的前路曲折。 我们或许要经过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寻得一条两国稳定共处的通途。但我们不能忘记，中美两国曾有过通力合作、和谐相处的长远历史。我们的眼中，不能只有消极的事例，却忘记了曾有过的积极的经历。因此，让世界铭记中美战时同盟这一段史事是极为重要的，也使我们有希望和信心去找寻光明的前路。”
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美国驻上海前总领事季瑞达 (Kenneth Jarrett)
在当晚的论坛上，与会学者专家一致认为，从历史的眼光看，二战时期的中美结盟指明，中美两国和则两利、分则两伤是不争的事实。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增进两国之间、尤其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避免并化解各种误解、误读和误判。
会议结束之际，衞周安教务长引用了上纽大学生不久前接受电视采访时的一句话：“在上海纽约大学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我们都是人、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并强调，“在中美关系面临重大挑战之时，我们尤其需要重温两国在二战中的同盟关系所留下的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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